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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凯恩斯主义是怎么解决的呢？简单的说，人们从前不花钱，所以东西卖不出去。

货币政策不宜大量放水根据这样一种判断，从短期对策看，我们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努力保持宏观经济不至于崩盘。同时，我们经济体系中也存在大量虚拟资产泡沫。

怎么消除体制障碍，这是根本性的问题。按照原理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其市场化外向型经济无可争辩地仍是苏州的第一性经济。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进入专题： 苏州模式 。再后来搞改制，把集体所有改给管理层，就像现在的MBO(管理层收购)一样。

苏州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卢宁提供的数字则显示，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江苏排名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列全国第一。这是典型的‘只长骨头不长肉。私有制和私人决策约束了政府的权力——或更准确地说，约束了政府决策者的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侵犯权利范围的能力。

具体到人们的社会收入分配来说，如果收入分配差距很大，基尼系数很高，或者少数人占有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人们就会认为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但是，这种格局否是公平和正义的，那则另当别论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变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中一个焦点，这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理解了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关联与区别，我们就会知道，人们平时所言的公平与效率的说法，并不甚确切，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个误识。并且，平等、公平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正义，无论是在英文中，还是在中文中，是密切关联的三个概念，但各自的含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这个词有时亦被翻译为公正。从政治学上来说，且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任何政府公权力一旦产生，均会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

因为，照奥肯看来，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出各种不平等，对追求平等的追求也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意向产生消极影响。在这样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更进一步拉大，这亦是事实。从后一个方面来看，若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保持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并不会对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反而可能导致市场运行稳定，从而保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最终增进社会效率。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格局中，要讨论平等与效率的问题，有必要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

结果就导致在当今中国的富人阶层中，政府官员的子女及其亲属占了其中的绝大多数。另外，按照2007年11月1日《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07年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上榜的400位中国富豪的财富总和为2800亿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1640亿美元。第三，人们所常说的正义，在英文中为justice。在经济学以及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正义又可分为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

另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在政府通过用某种转移支付的政策措施来减少社会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往往还会产生某种奥肯所见的那种漏桶现象（the leaked barrel effect）：在通过对富裕家庭征税来资助贫困家庭时，在转移支付过程总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总要花费某种行政成本等。譬如，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23，到1990年，就增加到0.35。

其次，所谓公平，在英文中是fairness，其涵义是treating people equally without favouritism or discrimination。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则认为，林行止的改宗，只是表面，而实质则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公平愈发失衡给知识分子所带来的思想冲击。

这是一个从国家统计局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各种经济指标中都显示出来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个人们的感觉问题。另外，当人们从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谈论平等问题时，显然是指作为经济运行结果的一种格局，即与各人和各阶层收入多寡以及与其他个人和阶层进行数量比较而言的一种均等状态，并实际上含有人们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同等份额的意思。它在英文中的含义主要是the quality of being morally right, fair and reasonable。必须给市场以足够的活动范围，来让其完成其所能胜任的许多事情。从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来说，正义的原则则表现得更为具体。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 11.37倍，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 5.52倍和菲律宾的9.11倍。

首先，在当代社会科学中，人们所常说的平等与效率问题中的平等，在英文中为equality，其涵义为the state or quality being equal，而equal的含义比较明确：相等的，相同的、平等的。因为，在国际上一些当代政治哲学、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文著中，学者们多是从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来讨论问题，而不是讲公平与效率。

譬如，著名学者甘阳就认为，尽管在当今金融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投机性越发明显，资本主义正变得更加‘劣质，但是他仍然不认为林行止已经改了宗。此言论曾被香港和国内一些媒体炒作为林行止的改宗。

在缺乏民主政治制约和良序运作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政府公务员的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既会造成社会财富创造中机会上的不公平，也自然会导致社会收入的不平等，并最终会影响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的效率。然而，尽管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到了一个非得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时候了，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目前却似乎不能采取停止市场化改革甚至走回头路的办法，更不宜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来维系社会公平。

非公平的，显然不是正义的或公正的未来当如何？呼喊了至少十年的结构改革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口号问题了，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问题。实际上，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无数本国工人多年辛勤劳动换来的，但对美联储而言，向电脑输入几个数字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创造出一个新的2万亿美元。如果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陷入大萧条，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将步其后尘，届时作为最大出口国的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那时候整个出口市场将崩溃，日本、德国等出口型经济体也将陷入大萧条，那将是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成就，但现在中国经济遇到了严峻的转型挑战，尤其是在目前全球经济衰退的环境中，那您现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马丁•沃尔夫：我认为近年来中国调整经济模式的成效不明显，而我在多年以前就写文章强调过中国需要改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否则今后将有可能遭遇很大的危机。其次，我很担忧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的问题。

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在内的出口型经济体的交易对手，向这些经济体提供了消费需求，这一需求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现在中国已经在实行刺激内需的政策了，但在美国家庭和企业去杠杆化的同时，美国政府却在继续增加外债，似乎是美国政府的杠杆化正在替代社会的杠杆化，似乎全球失衡现在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您怎么看？马丁•沃尔夫：全球失衡的局面目前已经演变的很复杂了。

一旦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开始朝零回归，美国实体经济的真正调整也将随之开始，那时候美国将不再有信贷资金的流入，就像当年泰国的情况一样，由于一年之内突然没有资金流入，泰国的经常帐户赤字由GDP的8%变为零，这导致了严重的衰退和萧条。现在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已经到了10%左右的程度，而就在5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有2%。

但如果中国经济要走出成功的下一步，就必须要开创更加灵活开放的市场以及降低储蓄提高消费。但机遇如果没能抓住也就不能称之为机遇了，错失这次机遇以后回头来看，这几年将会是一场悲剧。中国人是非常灵活、聪明的，我相信只要中国下定决心，这次转型对中国来说并不困难。我基本上认为这笔规模极大的外汇储备是不可能获得稳定、持续的正收益的，所以解决途径只能是先停止外汇储备的增加，接下来就是想办法降低外汇储备，其途径就是通过刺激内需。

中国并不是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而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市场，而且其经济规模在不断增大。即使现在中国依然愿意以原有方式向世界各国提供贷款，这些国家也不愿意继续借钱去消费了。

如果美国拒绝这么做，那么毫无疑问大部分美国人将走向破产，美国将陷入大萧条。第一，中国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都没有别国的竞争者，当然某些产品一些亚洲邻国也有生产。

《21世纪》：您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失衡以及由此出现的大量廉价信贷，这一点您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强调了，那您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马丁•沃尔夫：是的，我一直认为这种全球失衡的局面难以长期持续。因此中国面临的威胁是世界范围的，那么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该怎么办？而且这对中国的出口而言将是长期的衰退。